在法律的适用阶段，司法人员把法律规范或原则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使规避法定义务或侵害他人和社会权利的人受到制裁，使正确行使权利或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人得到保护。
例如，美国的联邦和州分别通过各自的机构履行法定职权，两者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平行存在，互不隶属。中国政府之间、部门之间的权责构造，除了依赖法律之外，还依赖于党的体系，党的组织、话语和机制都在其中发挥作用，它们嵌入了执法机构、执法制度甚至具体的权责构造、执法话语中。
更多法律规范的实现，经由并依赖行政执法系统。追求执法规范化，执法灵活性必然有所降低，执法成本攀升，打击违法行为的力度有所削弱。强力执法的运动过后，又可能重回违法不究的旧状态，从而陷入违法不究——强力执法的摇摆结构。（三）执法工作考核 基层执法机构要应付各种检查与考核，应付考核本身也成了日常工作。党政体制有着复杂的组织网络，有所谓条条和块块之分，前者指具有相同工作性质的机构和部门，后者指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
由于条条或块块需要同时面对众多执法事项和法律规范，党政体制并不能同时回应所有问题，必然有所选择。其次，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基层执法的推进力度和专业性都有巨大提高，法治的领地不断扩大，这一绩效有目共睹。[21] 从横向依据来看，人权义务可划为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实有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设立的目的不是在缔约国之间的权利义务，而是通过缔约国对人权保障义务的约束，保障主权国家治下的个人与集体的人权义务。先说，第一代人权指以自由权为核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自由免遭国家专横行为之侵犯，要求国家权力受到限制与不作为，因此称之为消极的权利，诸如生命权、人身自由、财产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言论与出版自由、游行示威以及政治权利等。从纵向依据来自于国内法或国际法，人权义务可划为国内义务和国际义务。既然公权力需要实现保障人权，那么人权形式上定然与公权力具有关联。
[⑦]郭道晖：《法治行政与行政权的发展》，《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第11-14页。故对人权的行政保护之关键就在于行政主体在行使公权力时，如何动态地将上述三种类型的人权义务予以落实。
毋容置疑，行政权在实现人权、保障人权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同时，行政权力的扩张与膨胀会导致行政相对人权益的消减与退让，使行政权失控与变异，终造成对人权之侵害。[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人权司法救济是加强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充分保障自己权利的制度性保障。
[24]此举为行政主体承担国家义务之主要体现。而人权法律关系则可以分解为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具体内容与客体等诸子项内容。法谚有云：无救济则无权利。从国家内部来说，国家是义务主体，人民则是权利享有者。
[⑨]罗豪才著：《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我国宪制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是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
首先，学界一般将人权划为道德人权、法定人权与实有人权。注释： *本文系刘志强主持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构建与表达（编号16JJD820025）阶段性成果。
对人权的行政保护义务，因此从学理上具有了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的基础。服务型治理模式也蕴含对政府进行控权之内在要求。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实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从而人权与行政保护有了人权法原理元点性关联。因此，在这个人权悖论中，如何控制与约束行政权力则是问题的关键。第二代人权作为积极权利，行政主体于某种程度上承担直接的、立即生效之积极义务，即可由司法裁决之法律义务，体现为保护义务与实现义务。[12]习近平：《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21日。
原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4期 进入 刘志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权 。[14][美]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罗纳德·M.利文著：《行政法与行政程序概要》，黄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非常感谢我的学生方琨对本文的贡献。因此，对人权的行政保护义务从学理上具有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的基础。
鉴于此，无论是不作为消极义务，还是作为积极义务，抑或是综合性义务，都是行政主体人权义务之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讲，抽象行政行为比具体行政行为对人权的侵害更具有破坏性。
其一，就国内义务而言，人权义务由行政主体履行系公权力与权利之间博弈之结果：个人权利是国家公权力的基础，国家公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又受制于个人权利。[18]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就在于落实法律层面的权利，应尽到促进、保护与实现之义务。在实然层面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进行有效规制，是我国坚持与贯彻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之有力举措。官与民的关系和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演绎出在行政保护中的人权与公权力关系。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行政主体来说，则需要落实宪法的人权义务。[⑥]当然，行政保护中人权保障与人权司法保障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前者是指实体人权范畴，后者是人权司法保障范畴。
第一代人权是个人对国家公权力的防御权，属个人人权，故行政主体对第一代人权之义务就不止于道德，更有法律上尊重行政相对人自由权利之义务。而良法是行政的逻辑起点，不仅体现于依良法行政之良法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之法，而且体现于依良法行政之良法要求有效地制约政府权力，防止政府权力的失控与变异，实现行政过程合法。
于实体意义上，人权是需要行政保障的，行政也要受到人权规制。[20]汪习根著：《法治社会的基本人权：发展权法律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0页。
行使行政权的过程系一系列连续作用、一系列法律性或非法律性作用构成的复合的、连锁的行政作用的组合所形成的过程，[①]是在时间序列上构成整体性、动态性的行政过程，所实施行为是行政主体为实现某一行政目的而作出的行政立法、行政计划、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等诸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复合。这同时也是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实有义务三者之间的转化，系以证成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施予对人权的行政保护义务之正当性及递进转化来证立国家权力之正当性、合法性的来源。也就说，在人权范畴下包含着权利与义务属性，这种属性则是权利和公权力义务两要素分离的统一。须指出的是，行政保护虽为知识产权制度之常用概念，是指向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之合法权益，但不是行政法中一个专有名词。
[④]李步云主编：《人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实体性人权为规范层面的人权或制度人权，又称之为人权法，是经过制宪以及立法等过程，把道德人权转化宪法和法律规范中的人权。
第三代人权是以发展权为核心的国家、民族集体享有的独立权、生存权与发展权，不仅着眼于人的个体权利，而且更在关涉于人的群体共同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和平权、环境权与发展权等集体人权，更关涉到人类共同生存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国家以及国际合作来加以解决，因此被称为连带的权利。第二代人权具体为法律权利后，并不必然为公民实际享有，还需要行政主体之积极促进、提供或给付方可实现，此举需行政主体于行政实施过程中尽到义务，诸如积极义务、不侵犯之消极义务与一定程度可由司法裁决之法律义务。
我国行政主体非法行使行政权侵害公民权利的案例频繁，工作人员贪污、腐败现象亦屡禁不止，其根源就在于没有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②]陈媛媛：《被救助人员何以在托养中心高频死亡》，载《新京报》2017年3月20日，第02版。
